民间力量应在文化研究中发挥更大作用
发布时间：2015-01-15 作者: 来源：搜狐读书
山西华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2014年12月1日，山西省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举办的《山右丛书?初编》点校本发行暨捐赠仪式在山西太原国贸大酒店举行。点校、出版此系列丛书之目的，是将山西历代前贤之富有学术价值，但尚未被社会充分重视、传布不广甚至濒临遗忘或几不为人所知的著作，尽力广搜博采，系统编目，慎择精校，在历代晋人名家名著之外，编成一部拾遗补缺性质的新版古籍。说它是“拾遗”，是说在此前的各种全书、类书、丛书等大型系列性、集成性出版物中，没有这些著作的身影，甚至根本就没有被正式出版过。说它是“补缺”，是说在这部丛书出版后，它一定具有研究山西历史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无可替代乃至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志在把这部大型丛书编纂成为一部别开生面、富有特色的历代晋人著述精粹。此项工作主要由山西华宇集团提供资金支持。搜狐读书编辑宋晨希采访到了山西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山西华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华山先生，为大家揭秘《山右丛书?初编》点校本背后的故事。
宋晨希：华宇集团能够与有志同仁发起成立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并以编纂整理《山右丛书》作为第一个长线工程，是因为什么样的契机呢？
赵华山：说起来话就长了，简单点说，由于对祖国优秀的传统历史文化有许多共同的爱好，我与对国学有极高造诣的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院长李玉臻同志接触比较多，谈古说今，聊李院长的诗文新作，品我的艺术品收藏，慢慢成了忘年交。同时都也想在文化领域做一点什么。因为李院长日渐到了退休的年龄，而精力仍十分充沛，尤其学问已臻淹博融贯之境。我在努力保证公司经济效益的同时，也老琢磨怎么能把公司的文化品位提升得再高一点，更高一点，除了照章纳税、支助慈善事业之外，还想为社会再做一些其它力所能及的贡献，这样也能使我自己的精神生活更为充实。想来想去，出手处仍以自幼爱好的文化艺术事业为好。孔子不是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么？
2008年李院长在与我一次闲聊中，偶然提到了应当有人承担起重编《山右丛书》的事情，总算找到了可以共同联手有所作为的话题，一时两人很兴奋。但又感到兹事体大，还得请高人指点。于是想到了学养深厚、识见宽广的老领导原山西省委副书记纪馨芳同志，他也是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我们想请他领衔，共同来办这件事。纪书记本人对历史、文化、艺术都有精深的研究，更有一片老骥伏枥的事业心，我们的诚意赢得了老领导的热心支持，在他的主持下，最终于2009年注册成立了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由纪馨芳同志任理事长、院长挂起帅来。研究院确定的第一项长线工作，就是编纂《山右丛书》。由李玉臻同志任常务副理事长，担纲编纂工作，邀集专家学者；我则任常务副院长，负责筹措资金，组织工作人员。
为了使这部丛书的编纂工作能够顺利起步，该丛书初编点校本沿用了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纂的《山右丛书?初编》之名，也与其所选书目作为新编《山右丛书》第一编的目录依据，并进行必要的调整增补。
那么，民国年间山西省文献委员会编纂《山右丛书?初编》是怎么一回事呢？话又得从头说起。阎锡山曾经于民国时期的1934年组织人马编过一套丛书，就叫《山右丛书》，他自任总编纂。他物色了些什么人参加呢？都是当时有学问、有影响的要人或学问极深的大学者。如山西军政两界大佬，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长的赵戴文、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长的徐永昌。又如山西当时学界翘楚郭象升、马骏等。初编做完就到了1936年，初版于1937年。可惜的是，这部初编只印了很少的数量，而且当年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随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这部丛书的续编工作不得不中断。到了1949年后，连阎锡山本人也到了台湾，其他参与编纂这部丛书的人员更是从山西烟消云散，因此，这套丛书的续编就无从谈起了。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带动了文化、艺术、学术的全面发展，加之近年来国学热的兴起，使整理国故既有了条件，又有了动力。山西这块热土，是中华民族、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学术大师名家辈出，蕴育了众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文化名人，如王通、王维、白居易、柳宗元、司马光、元好问、傅山等。如果说这些鼎鼎大名的文化、学术巨匠是山西古代文化生态中的参天大树的话，那么尚有更多名不见经传者的呕心沥血之作，则是山西历史文化生态中的土壤和植被。我们现在有了条件、有了动力，更有责任、有义务把那些“土壤和植被”呈现出来、保护起来。我们就是想在前人已经做过一些有益探索但还很不够的前提下，既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更依靠当代人的学术智慧，发掘三晋国故，遗惠后人。
宋晨希：在《山右丛书·初编》点校本的编纂过程中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下一步还有什么打算？
赵华山：《山右丛书》编纂正式开始是在2009年春天。开始时比较艰难，事先没有想到工作量会那么大。我们在山西全省范围内尽可能把有热情、有时间、有精力、能请到的一流点校专家、教授都请进来，共同做这项工作。共在各大学和社科研究机构请到20多位专家、教授组成工作班子，集体研究，分头工作。研究院也同步招了一些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做基础工作。选择业界声誉良好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为我们的出版机构。
最初我们遇到的困难是版本问题。除参考民国时期出版的那套《山右丛书初编》之外，我们历尽辛苦，从全国有关图书馆及山西各地遍找了一切能找到的版本，其中主要是清刻本，少量是明代的刻本，在认真对比、集体研究之后，确定底本和参校本。尽管如此，在全套初编付印时，我们还是遗憾的发现有遗漏的版本。
我们感到最大的困难，依然是点校过程中不时出现的那些过于生僻且无文献资料佐证的读不懂、点不开的“拦路虎”问题。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的点校老师们发扬了很好的协作精神，互相请教，交叉阅改。有时是把问题集中起来，共同研究解决。有时还将不放心的问题虚心提请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资深专家一道切磋。为了保证质量，有些地方修改竟达上十次之多，致使费用不断增加，出版时间一再推迟，总共花费了五年时间才得以面世。我们总的原则是：一切服从质量。
现在出版的《山右丛书?初编》点校本是我们这部丛书的第一部分，对于接下来的第二编，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工作。《二编》选目年代自隋唐始，止于明代，目前我们已经搜集到二十余位前贤的书目资料五十余种，约在五百万字上下。在已初步纳入《二编》的这些著作中，有的作者出将入相，在各自所处的时代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他们的作品在具有很高的史学价值之外，大部分兼具文学、哲学价值。有的作者系名士硕儒，他们植根于山西这片经学文化深厚的土壤，从不同的角度表现或阐释了他们对实现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和信念。既有纯然的儒家理论解释，也有理论与历史事件、现实生活的互相印证。把深奥的经典解释为大众人人能够明白、人人能够做到的程度。总之，我们选中的所有作品，都具文献价值。《二编》选编原则与《初编》一脉相承，那就是作者们的声名可能或显或隐，但一致的是他们的作品大部分未被广泛流传。个别人的作品虽然过去已有人进行过初步整理，但是整理得还很不完整，研究的深度也很有限。我们编纂《山右丛书》有个目标，就是想将这些人的作品尽可能出全，并对这些作品有一个系统的、学术性的整理，为后学研究这些人和这些作品架桥铺路。
另外我们也考虑，古代那些在山西做官的外省人，有些是特别著名的人，他们在山西做官期间曾撰写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著作，而且大部分与山西的社会生活、学术思想有关，是不是也可以吸收？我们的考虑是应该吸收。
在对山西全部文献的书目资料进行系统普查后，我们预计后续将会出五到八编。保守一点，我觉得还能再做五编。大概字数在五千万字以上。
宋晨希：这五千万字点校下来，是一个很庞大的历史资料。那么这套书会不会做一些普及性读本，或者如同《四库全书》那样出版一个提要？
赵华山：编纂《山右丛书》，当前主要的工作是《二编》文献的收集、编目、选择底本与参校本、点校。各环节的工作都必须格外操心，来不得半点马虎，出现任何错误都会成为千古恨。至于提要，这个问题您提的很好，我们会考虑出版的，在所有的书出全后会出版一个提要作为附编。
另外，把这些文献进行整理的工作非常费劲，需要具备有很深厚文化功底的人才能做。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就更难找到这类人才了。我觉得要趁现在这些老专家还在，把这些文献整理出来。
宋晨希：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由华宇集团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那么它与其它专门研究山西历史文化的研究机构是一种什么关系？
赵华山：华宇集团是民营企业，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是民间文化机构。与其他公立文化机构相比，我们的关键优势是有自主性，从此又派生出两个具体优势，第一，研究项目由我们自己定，因此也就有了可持续性；第二，项目预算由我们自己定，应该花的钱我们就花，这样才能把事做成。
我们觉得，在文化研究上，民间力量应该也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我们放眼一下美国，会发现美国大的博物馆全部是私立的，大都会博物馆也不是公立的，美国财政没有出过一分钱。就连MOMA都是民间办的。19世纪末，美国刚刚崛起的时候，美国没有艺术家，所有艺术家全在欧洲，比如印象派、野兽派等等全部在欧洲，美国什么也没有。于是一群市民给市长写信，我们做这个事行不行，能不能在中央公园给我们一块地。市长说可以，议会同意了，就给他们批了块地，民间出钱盖了博物馆。现在大都会博物馆藏品堪比大英博物馆，堪比罗浮宫。文化的事，应该民间多参与，只有这样才也能够做出特色，做出繁荣，做出持续，做出效果。
宋晨希：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除了编这套《山右丛书》之外，还会在其他方面做尝试吗？
赵华山：《山右丛书》的编纂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项长线工程，也是意义最大、最深远的一项事业。当然，其它方面的一些事也在做，比如，在山西地方戏的研究方面，我们就准备做一些工作。
此外，我们每年都要举办一些山西地方文化和历史文化方面的专门论坛，邀请好多省内的专家和领导谈自己的研究心得。比如有位先生对徐继畬很有研究，我们就请他在研讨会上讲徐继畬。徐继畬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思想非常开放包容，不像与他同时的绝大多数官员那样，认为西方人都是蛮夷，都是野兽，要吃人的。他主张把西方的文明引进来。那位先生讲得内容很全面，很有学术味道，自然就深化了与会人员对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曲折历程的认识，也进一步增进了对山西前贤的了解与敬意。
此外，我们还创办了一个山右美术馆，属于研究院下属机构。美术馆每年会办一些公益类的活动和画展，反响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一年办的是“百年撷英”画展，后来陆续有董寿平书画展、“国粹四大家”画展、“融会中西十五家”画展，去年办的是张大千纪念展。这几次画展所展出的作品，都是我国近、现、当代顶级大师与名家的绘画精品，提升了省城艺术欣赏水准，丰富了市民文化生活。
今年因为集中精力出《山右丛书·初编》这个书，没有再办画展，明年将会在开始编纂《丛书·二编》的同时，办个不错的展览或举办一些其它文化活动，尽我们所能，做点有意义、有意思的事。
宋晨希：现在国家也在强调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那么您觉得这套书的编纂对于提倡弘扬民族精神有什么样的作用？
赵华山：意义很大，会对昌明祖国传统优秀文化提供正能量。因为这完全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把这些古籍整理出来，把对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发掘整理向深广推进，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我们不能空喊口号，空喊中国梦，什么是中国梦？中国梦中很大一部分是文化梦。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编纂工作，将以其最终成果，不但在山西历史文化研究史上留下明显痕迹，还将对于炎黄文明的薪火相传做出应有贡献。相信本丛书的学术、文化价值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益彰显。